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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导人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后,再度拿出了一个曾经流行过的概念,G2。这是差不多2005年前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这里简单梳理一下迭代与演化:
“G2”(Group of Two)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学界对全球治理体系失灵的反思中。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提出中美应共同承担全球经济治理责任的设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在2005年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文章中提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储备国,应构建“全球经济共治伙伴关系”,以共同调节汇率、贸易失衡与金融稳定。这一时期,中国GDP约为2.3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但中国的增速远超美国,显示出结构性上升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单极领导力受到严重质疑。传统的G7机制失灵,而中国通过扩大投资与稳定出口,在全球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背景下,伯格斯滕再次提出“G2”概念,主张建立中美联合决策机制,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他在2008年出版的报告《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Partnership for the Future》中认为,中美两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双引擎”,必须通过制度化合作实现全球稳定。
2009年,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中美国”也就是所谓“Chimerica”概念,用以描述中美经济深度绑定的现实。同年,伯格斯滕在《金融时报》发表社论,正式呼吁建立“G2机制”,认为“G20的实质是G2”。这一时期中国GDP约为5.1万亿美元,占美国的36%,中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伦敦G20峰会上,中美领导人会晤成为焦点,西方媒体普遍用“G2”框架解读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共治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
面对“G2”概念的热炒,中国官方始终保持谨慎态度。2009年当时的中国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世界的事情不可能由中美两国决定。”这一表态被普遍视为中国对“G2”提法的拒绝。中国学界随后也展开系统批判,认为“G2”反映了美国在单极体系失衡后的心理投射,考虑到美国实力对中国占据的总体优势,这种“共治”其实质仍是“主从式双边领导体制”,并不符合国际关系多极化与平等共治的趋势。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全球治理的真正方向应是“多边合作与制度均衡”,而非“二元共治”的过渡形式。
2010年至2012年间,中美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从42%升至52%,但战略竞争加剧,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启动,G2概念迅速淡出官方和学术主流。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以合作共赢替代共治逻辑,并逐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全球治理理念。
2013年至2017年间,西方部分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试图以“G2+”或“功能性G2”的形式重塑双边合作逻辑,认为在气候变化、金融监管等议题上存在“合作型G2”的可能。然而,中国官方从未采纳这一提法,而是强调在G20、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中推进“协调共治”。
2013年到2015年期间,中美元首的历次峰会,美方均以不同方式进行过某种试探性的表态,中方领导人给出的回应也是非常清晰的: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网络空间治理,都不是中美两国就可以单独决定的,而是应该“大家商量着办”,这与同期中方提出并倡导的“共建共享共治”理念,是高度一致的,也可以看做后续中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与关键。
2018年以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G2”话语被“脱钩”“竞争共存”等术语取代。学界开始以“G2对抗”或“G2脱钩时代”来描述新格局。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G2已不再代表合作,而成为“两个世界体系的对撞”。当然,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懂王时期将中国定义为“对手”乃至“敌人”,还是睡王时期坚持所谓“中美战略竞争”,都是美方给出的定义与建构,中方非常完整和系统的坚持了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内核,拒绝进入美方定义的双边关系框架,体现了主动建构中美战略关系,坚持以我为主推进全球秩序良性变革的大国外交战略鲜明特征。
2021年以来,在全球公共卫生、气候治理、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部分国际机构提出“功能性G2”设想,主张在具体议题上恢复中美合作。英国HH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均提出“中美双边协调机制”构想。但中国坚持平等多边主义,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凌驾于他国之上”。
截至2025年,中美名义GDP分别约为26.6万亿美元和20.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77%。西方舆论中出现的“G2再思考”更多反映了对中国接近美国的焦虑,而非真正的合作愿景。
直白的说,在2025年之前,所有的G2,都体现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吸纳”挑战者中国进入其主导的霸权中心结构的国际体系中:G2,首先会切割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身份,然后将中国吸纳进入7国俱乐部的框架,有点类似1991年之后,俄罗斯一度进入G7,这种G8架构下俄罗斯的遭遇,显示了被吸纳之后,持续被美国及其盟友构建的俱乐部进行PUA式规训的具象化场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具备清晰国际战略,以及国家利益识别的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坚定的态度,拒绝G2的话语和建构。
在此背景下,经历了2025年2月到10月大规模高强度经贸-科技摩擦与博弈,并且被中国的对等反制弄得焦头烂额的美国,再度祭出G2概念,相比20年前G2的提出,最大的区别,就是今天的美国,面对的已经不是建构或者想象出来的威胁,而是霸权走向实质性衰退的真实前景。这个背景下重新出现的G2,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国际体系力量变化的心里潜意识的客观描述,即国际体系中确实已经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
但与20年前相同的是,中国对外战略与外交,保持了惊人的延续性与一致性,中方领导人在釜山元首会晤中的朴实无华但掷地有声的表达,即“70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密码。”更加直白的向美国,向中国,也向世界,阐述了对于G2话语框架的清晰拒绝。不管客观上力量的分布如何,中国对自身身份,对中国愿意接受的双边关系,以及对中国理想中的国际秩序,保持着坚定不移的认识。这当然也是对1945年以来,大国关系以及国际秩序演化特点,以及期间蕴含的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性学习和借鉴之后的必然产物。
可以肯定,美国提出的G2,不是什么权力的分享,而更像是实力持续显著衰退的美国,某种本能之下战略以及政策贫乏的具象化表现,想不出什么新概念,也不愿意面对可能性最高的国际秩序未来。对于中国来说,再过5-10年,也就是1-2个五年计划之后,新的国际秩序,更加清晰可见的实力对比,也会更加系统和完整的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消息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复旦大学 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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